從普利什提那往維也納的航班上，同學問我感覺如何。一個星期過去，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短者因有所未完，長者因正當常態。正當常態時返回舊有生活，有如盆栽於春天所生枝椏因不合型而被一刀剪斷，既可惜又不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此時尤爲正確。

　　普利什提那說不上美麗。上世紀模樣的建築，大量西歐商業，比維也納更多的英語招牌，對美國的癡迷，冬天夜晚的霧霾與煤炭味，街上乞討、販賣商品、洗擋風玻璃的小孩，對我來說如同貝爾格萊德一樣，都只是喚醒了記憶中九十年代中國的另一個個化石。最近幾年在歐洲的生活，在各地旅行，認識各國朋友，在每一座城市因為同樣的事情快樂或傷心，讓我瞭解到人類大不相同之中的大同。維也納也只是另一座城市。到最後，城市村莊都只是背景而已，唯有人在其中創造了生活。不過普城因科索沃歷史而尤為特別：在天主教徒佔總人口不足 3.5% 的所謂伊斯蘭國家、阿爾巴尼亞族為主的首都市中心坐落著一大座特蕾莎修女天主堂，而特蕾莎修女出生在現馬其頓共和國首都斯科普耶，大部分時間在印度度過。這座天主堂兩側兩條市中心要道分別為比爾・克林頓大道和喬治・布什¹ 路。

　　科索沃之行對我而言不只是實地認識一個，如非專業原因，並不會到達的國家；亦是一段自我認識、掙扎的旅程。讓自己隨同學去迪吧，嘗試跳舞並享受跳舞（雖然每每如此便很快進入一種對超乎尋常明晰自我意識，清楚地知道自己快樂與否，以及不明白為什麼要強迫自己做自己並不喜歡的娛樂）。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到自己終歸常常只是有心無膽。最終常常只能是坐在一處，責怪自己的保守，又遺憾於因過敏不能飲酒。「亞洲男性三十歲才到青春期。」在回維也納的飛機上，我和旁邊的同學說起，東亞的表達可以如何含蓄 ，以致通篇無「愛」字，而字字關乎愛。「做你自己」真的是對的嗎？又或者我只需要走出舒適區、採取更有效的方法？但「舒適區」和「我」的關係又如何？

　　科索沃讓人憂鬱，是我在行程最後聽到的一種反饋。想要到國外謀生的阿爾巴尼亞青少年和維也納、威尼斯的學子並沒有太大差別。科索沃糾纏的歷史，普利什提那的奇異亦不能改變寄宿家庭 15 歲女兒蒂婭也喜歡 YouTube 和 Netflix 的事實。不同的民族似乎確實只是不同的想像，而「人」則是不變的。當然，這到底是本來如此，抑或只是全球化的產物，則有待考證。 我送了蒂婭《想像的共同體》。看到她年輕聰慧，15 歲已掌握一口流利清晰的英語，交談無礙，心中不免高興。或許歐洲地區並不存在「前輩期望」這種文化心理現象，但來自東亞、中國，總不免希望她將來無論在何處，哪怕 2050 年遠征火星，能成就一番事業而不落入民族主義陷阱。不過反民族主義的我恰恰在科索沃體會到，反民族主義並沒有逃脫民族主義本身；對民族主義的過分關切與思考讓我在科索沃擁有「民族主義敏感」，而這恰恰是對科索沃其他種種一切的麻木。到底，蒂婭以後按着自己選擇生活得開心最重要。我或許只是遺憾於自己生活中的遺憾，對自己不才不能淡淡憤懣。 我問庫提對社會理想的追求和個人生活如何平衡。最後他玩笑似地建議「回到監獄」。當他那麼講時，我想起了深圳、愛丁堡、維也納自己的房間。或許獲得自由並不需要遠赴天涯。未來幾年應該如何？我想着即使來科索沃、去非洲工作深耕人權亦未嘗不可。但這或許只是一種犧牲自我的道德感在作祟。三十而立的壓力，自幼中產的想像，都是內心掙扎的一部分。有時我又會想起菩薩道，想起在台灣時看過的記錄片，贊斯卡的喇嘛發願要帶村裏小孩出去上學、出家，歷經艱辛而成功的故事。他們的幸福或「幸福」到如今我仍不能確信。然而如果人生歸根到底是一場賭注，那麼爲什麼賭這不賭那？ 雖然有遺憾，不過我還是很高興這段時間認識了新的人，有了新的快樂回憶，即使將來或許只能在日常或睡夢中剎那追憶。聖安德魯斯的海，佩亜/佩奇的月光，這些幸運，我希望在下個十二年仍能在不同的情形下擁有。

最後修改於 2019-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