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只是買張機票、收拾行裝那麼簡單——特別是這段時期對一個在海外生活幾年的中國人來說。

　　有些東西我要寄回國。今天我在某運商網站查詢，並看到了這句話：

禁运品：
[…]
录音带，录像带或任何含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题材以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刷物品（非常重要） ¹

　　我看看書架以及桌上的國際人權法手冊。我一個學道德哲學和人權的，哪些書不含有，比方說，道德題材？

　　我也要找個回去後能夠穩定科學上網的機場。在某機場註冊頁面上，我看到：

谢绝一切极端政治人士注册 ²

　　但誰才算「極端政治人士」？定義並沒有被給出來。

　　我也在為接下來幾個月在某城的事實找地方住。在某個挺流行的平台上，我被要求要簽署一份「信用合同」，據此，我必須（按原文）「不可撤銷地」授權公司搜集證明我信用的信息。感到憂慮的我問了律師朋友合同是否有效，也聯絡了客服要求澄清。雖然幸運地得到了積極的回覆，但不免想起去年 GDPR 將要施行時全球許多企業的慌亂。

　　八月十二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我試着想和我朋友 Sebille 來場「神界：原罪 2」的多人遊戲。 Sebille 在我家本地一家官媒工作，為了報導香港的情況已經超時工作一段時間。我們之間有不少討論，情緒則可能更多。他擔心我的安全，畢竟我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講太多，總嘗試轉發一下新聞（即使有時會被刪或隱藏）。今天他放假，我們覺得可以玩一下換個心情。

　　就在遊戲緩慢讀取時，我讀着某些香港 Telegram 的頻道。有位大陸人在香港機場被香港示威者圍，個人物品被拍了照。我就發給 Sebille 那張照片，心裏好奇他是否認識那人，或者照片上另一張名片上的姓名。我們當時正在通電話， Sebille 看到了照片。他突然用明顯有些擔憂的聲音告訴我： 「我要去處理一些事情，等下回來。」

　　幾分鐘後，遊戲奔潰了，而 Sebille 還沒有回來。於是我就問他，「你還好嗎？」他發回一條簡短而帶震驚的語音信息：「我同學被打了。」

　　我心咯噔一下。

　　雖然後來證實被打的不是他的同學，然而，經確認是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記者。很快，討論其他聊天群組裏開始。消息很快回到了中國大陸。我的圈子都比較自由化，或者說支持民主。就我感覺，我們所有人都難掩失望和遺憾，亦對事態前景感到悲觀。

　　香港人和大陸人之間的縫隙和裂痕在過去幾年已被擴大。今晚則可能變成一個極深的傷口，無論是否做局造成，經過幾代人亦未必能夠癒合。而本已有傷的人可能正往傷口撒着來自牆內官媒和信息操控的鹽分。

　　而這都發生在大陸機關毫無徵兆地中止所有赴台灣個人自由行，以及禁止大陸電影參加台灣金馬獎之後，當大中華地區內（不僅僅政治上）事情都更為複雜和讓人難受之後。

　　西方人已經在憂心社會分裂。而正如其他與中國有關的事物一樣，中國的社會分裂因其人口以及高牆規模會更大。

　　我的朋友 Sebille ，在我們那麼多理性的討論後，仍然無法自持而情緒激動。他中途暫停休假工作了一段時間。回到聊天時，他有所平靜，因其丈夫告誡：如果你是真的自由派，就應當冷靜；如果你是媒體工作者，你就有責任要冷靜。他說他們組是最後一個崩潰的，但還是崩了。我们討論了環球時報記者是否被派去做局 ，以及國內媒體反香港示威者的統一戰線。很難得，最後我們竟然還能開起玩笑。保存下一切，或許這些將來就是歷史。「但不要像你丟失的遊戲存檔一樣。」

　　這或許已是他第五或第六次在凌晨兩點睡覺。

　　我在窗邊抽菸，感到欲哭無淚。鄰居的爵士樂和樓間迴盪的做愛聲帶給了秋季將至、維也納微冷夜晚的一陣日常生活的平靜。這種時候我總怕睡覺，不知道睡夢中將會發生什麼，以及歷史的潮流會將我們帶往何處。說到底，人們之間有真正的分歧嗎？所有的掙扎可能不過是為了一個同樣的目標，即能在安全之中愛我們愛的人，每時每刻愛他們。

　　我想我們已經做到最好？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現代哥利亞，而我們不是大衛。綁住我們的小命運讓我們沒有足夠勇氣，而世上也沒有什麼上帝。

　　我不知道如何回家。隨着太陽在遠東升起，我中文圈子裏的一位女生說他剛大哭，因為他母親激動剛地問他還是中國人。別的朋友的建議？自我流放，成為沒有家和故鄉的人。「某種程度上世界公民就是精神上的流浪漢。」至少這樣難以傷心。

　　我一直都相信， 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還是中國人。當然實際地講，假如我有得選，當歐盟公民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最後修改於 2019-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