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舊聞

幾年前我在台灣時曾在初春去了一趟太平山。當時，作為廣東人的我從未見過雪，而太平山是北台灣唯一可能見到雪的地方。如要以公交上太平山，需搭乘每週一班、隱約還帶着國營色彩的國光客運班車，其公元九十年代初的外觀在大陸早已絕跡。那趟車人數稀少，四十多個座位只有五六個人。關於這趟車，我記得兩鬢有點斑白的中年男司機中途在一片草地旁停車休息，附近是一種有人煙但稀少、陰天襯托出央視四台所謂「台灣經濟蕭條」的景象，而草地上則開了一片金橙色的花。司機站在車旁，彷彿是對著我，說了一句「你看這花，多美啊。」原本克制著不想浪費手裏僅有的兩三卷 120 膠卷的我，還是忍不住問了一下車什麼時候開，然後回去拿了不久前在國立圖書館附近從當地人手裏收來的 Yashica 双反相機。左調右調之後，我在按下快門的瞬間閉上了眼睛，然後立即後悔：野花處處有，何獨要拍攝此景。回過頭去，卻看到中年男司機滿臉的笑容，似乎這野花為自己平淡無奇的工作帶來了無上的慰藉。絲毫不在意大陸口音的他，好像就等着我拍完照片留下紀念，然後大家又繼續上路往太平山莊去。

在太平山莊上，我沒能見到雪。当天到達後，天下着小雨。行山走入過去日據時期的山林，呼吸著潮溼的空氣，我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蒼天古木。當時的我，在一片驚奇中，應該不是像正在寫作回憶的我一樣。之所以說「多年未見」，是因為忽然想起大約 2005 年隨家人以及父親的朋友和他們的家庭，在雲南蒼山上的場景。同樣是陰天下着雨，穿着山下臨時購買的不合身雨衣和緊身保暖褲，和別人一樣坐在小馬上被牽過那從未見過、淡淡碧藍¹的河流。當時凍成碌蔗的兒童我，留下過一張模糊的照片，臉上是真誠的笑容。而在太平山上的我，則只是徘徊於一種探險的樂趣與孤獨之間，在原始森林清新的空氣中享受一種難得的平靜與歡喜。後來，當我從深圳蛇口碼頭上岸回到祖國大陸，看着車窗外霧霾，我曾經差點流下眼淚。

在喬木林中的個人樂趣很快被成隊的遊客阿姨們打斷。有時候中年人喜歡在公共場合大聲講話，似乎是跨越國界的共同習慣。雨天路滑，我既擺脫不了他們，只好一邊跟著走，正好聽到了領隊青年先生的講解。

後來到了一座廟（鎮安宮）——廟是什麼樣子，我已不記得了，只記得很小，有仿古斗拱等結構。領隊的青年先生就講起，台灣漢人的山神信仰，日本人如何開採台灣高山的古老檜木並運回日本，又講起鄭成功如何陰差陽錯取代了日據時期的天照大神而成了山神被供奉²，然後講起了卯榫結構。

然後我就一直沒有忘記，作為在場可能唯一的大陸人，驚訝地聽到青年先生用台灣口音的國語在一衆中年阿姨前，講到「我們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築如何將美觀和使用結合，又如何附上美好的寓意。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講『五福臨門』，『五福』是哪五『福』？」青年先生問大家，甚至看了顯然是大學生的我一眼。

作為在場最為嚴格意義上的中國人，我感到了一種難當的尷尬。

於是青年先生講起了名、利、壽（也就是長命）、健（康）、善終。

大概因為阿姨們一路上都講閩南語，青年先生怕大家不明白，又解釋了一下「善終」：

「就是好死。有的人過世時要掙扎很久，很痛苦。有的人很舒服地就走了。死得好也是一種福氣。所以為什麼罵人會說『不得好死』，就是這個道理。」一位阿姨翻譯給了另外一下阿姨聽，而廟也已參觀完，一行人陸續離開，跟著青年先生往山莊方向去。

後來，我每次想到「自殺」這件事情時，總會想起此幕。年歲漸長，我也不得不佩服古人智慧，能夠誠實直言，好死也是福分。

我的自殺往事

「自殺」在社會和歷史中帶有負面色彩。《天國王朝》（Kingdom of Heaven, 2005）中，貝利昂（Balian）的妻子自殺後被貝利昂自己半個兄弟、當地牧師下令先砍頭再下葬。牧師更聲稱貝利昂的妻子永遠不會上天堂。貝利昂惱怒殺了牧師，才迫不得已踏上了追隨生父、去往聖地的旅途。歷史上「自殺」如何負面，由此可見一斑。談論「自殺」，並不如後來文藝青年們引用加謬「自殺是唯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樣充滿某種高尚的格調。

而自殺是否真的是「唯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是一個難以論證的命題。特別是在專業化程度極高的分析哲學中，「人生的意義」是個基本無人問津的問題；大家更感興趣的將是「什麼是哲學問題」、「什麼是嚴肅」、「什麼是真」——或許因為「人生」通常顯而易見。因此，加謬得出《西西弗斯神話》開篇名句的前提——「判斷生活是否值得過等於回答哲學的基礎問題」——並不一定有效。 對於多數哲學家和學習者而言，「什麼是真」是更為基礎、更嚴肅哲學問題。但這種對加謬名言所進行的考慮，很容易染上諷刺的色彩，特別是當考慮的人恰恰在考慮自殺，又是哲學學者。就像「什麼是真」往往在哲學作品和討論中不流痕跡地被預設，「生活值得過」通常也已經得到了穩固地預設、是生活的表象甚至實質。而分析哲學家尤其擅長發覺和質疑預設，於是當生活可能並不值得過，正如自己作品中的命題真值可能不為真，那種感覺的確類似大廈被突然抽掉了地基。

無論自殺是不是唯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但凡理智、冷靜、仔細思考和研究過自殺方案的人，應該都會認識到自殺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我最早考慮過自殺，是在大約不到 10 歲時、每個週末下午只能被父親聘請的司機送去某中學學習二胡的某個下午。我那時因為無法和同學玩、又經歷過父親怒目嗔視和不說話的冷暴力，曾經哭着想從該中學校園新建的科學樓六樓跳下去。

但或許因為繼承了父輩畏高的症狀，而更小的時候又經常去過父親的工地接觸過一些工人，想到工人們剛把科學樓建起來也不容易，不想給他們添麻煩，終於還是沒有勇氣翻過欄杆。於是乎，各位今天得以讀到一個三十歲、一事無成的人在深夜寫的廢文。

後來更接近自殺邊緣，是 2016 年秋冬在蘇格蘭。和初任女友無可挽回的關係變成了導火索，而蘇格蘭秋冬陰雨多日光少，以及艱深、異化的專業哲學則毫無助益。於是有段時間，我把自己關在了房間裏，用空的金屬水壺砸過自己的前額，甚至在去廚房接水時，順手偷了一把尖端看起來最鋒利的刀回了房間，放在抽屜裏。刀是為了能夠刺穿心臟，但終於因為不確定心臟位置，也不確定手上的刀和自己力度是否能夠能夠刺穿，為了避免出醜而放棄了。這段記憶不禁讓我羨慕起《聊齋志異》裏記錄的《好快刀》故事：某地劊子手所用刀極其鋒利，但凡被判死刑的盜賊都要求被這把刀砍頭；有一次一位盜賊終於償願，他的頭掉到地上時，還誇了一句「好快刀！」

既然沒有快刀，於是我就拉起學生宿舍遮光性能極好的窗簾，在房間裏絕食起來。每日只是在黑暗中靜坐或者長時間睡覺，口渴難耐時才喝水，忍無可忍時才上廁所。而且無論上廁所還是到廚房打水都儘量避免遇到舍友。 這裏有一個難以避免的難題，即如果喝水太少，那麼排尿時將會十分困難而且疼痛；然而如果飲水量正常，則上廁所的頻率也將正常，提高遇見他人的可能性。我也曾想過，會不會有人來找我，干預這個過程。想到我覺得最重要的人並不會來找我，於是就再也不想了。後來大約是第六或者第七天晚餐時間時，我的房門終於被敲響了。門外關係比較要好的舍友堅持敲了許久之後，我覺得太尷尬了，還是不得不打理了一下開了門，然後在他們進一步堅持之下去宿舍食堂吃了晚飯。而我從來沒有問過那個時候我到底有多瘦。

自殺的技術難題

那段時間，我研究過不同的自殺方案。想自殺的人首先要面對的，並不是死亡的未知和對死亡本身的恐懼。最大的難題，是對任何可能的巨大疼痛的恐懼，以及如何防止或者面對任何失敗導致的終身殘疾與半死不活。這也是為什麼《好快刀》裏，盜賊想要死在「好快刀」下。無法估量疼痛導致的恐懼容易引起失敗，進而更容易導致終身殘疾或者半死不活，進而引起更多的恐懼。這是當我發現國外相關自殺研究網站和論壇討論時，學習到的第一個重點，又親身體會到——即使抑鬱中的人知覺會變得麻木。

那段時間，我找到了一個網站。这个網站的名字，我隱約記得叫 a way out of life。簡單的 2000 年初 HTML 網頁，沒有任何酷炫的 web 2.0 JavaScript. 一段時間後當我再想找回這個網站時，已經不存在了。網站的宗旨很明確：並不是提供信息鼓勵自殺，而堅定認為，當一個人在窮盡所有選項之後仍然理智地認為自殺是最好的選項，那麼這個人應當享有「離開」的權利和選擇。而如果當事人周密考慮後明確此事，那麼網站的技術內容則是為了幫助當事人能夠順利、成功地走完自己理智選擇的最後一程，避免由於恐懼、猶豫、後悔導致的失誤、半途而廢、臨終前的慌亂與額外痛苦，以及最糟糕的終身殘疾與半死不活。同時，網站也強調，儘管個人有選擇「離開」的權利，但這不代表個人的離去應當造成他人的痛苦甚至精神創傷。因此，如何保證自己「死得好看」、不對家人朋友和社區造成精神創傷和困擾，如何確保自己死後遺體不遭受不必要的損害，讓家人和朋友仍然有機會和完好的遺體告別，也是計劃和執行自殺時非常重要的環節。

對於沒有認真考慮和研究過自殺的人而言，這個網站的此番說明似乎很難理解或者讓人相信。而這也恰恰符合網站創辦的宗旨：許多困境中的人由於對自殺缺乏足夠認識和周密考慮，在衝動之下常常容易加深自己或他人的痛苦，而不是真正完成解脫。一些網站讀者不讀前言、不考慮周全而直奔技術，卻又不深入學習甚至演習技術，最後操作失敗或者憤怒於自殺的技術程序繁瑣至極，或者導致家人朋友精神創傷，實在就真的是對自己對他人不負責。譬如人們常常聽說的跳水自殺，便可能因為當事人不諳水性，在水中本能地恐慌而失敗，進而求救，導致連累公共救援資源，甚至可能連累見義勇為的路人傷亡；又或者當事人最終只導致自己肺部永久損傷，卻未能自殺成功；又或者即使成功，遺體於水中變形或者腐爛，對社群或親屬好友造成進一步創傷。因此，自殺，在網站創辦者看來，不能是不負責任的魯莽行為，而應當是妥善肩負起個人所有社會責任後（譬如安排好遺產分配，避免爭端）經過周密嚴謹安排的「退出」手段。每一個人儘管應當也必須擁有退出的權利，這權利卻並不構成每一個人去傷害他人或社群的藉口。這就像，儘管我們可能不情願地被拖去參加了一個自己不想參加也並不享受的派對，儘管我們可以選擇一句話不說就提前離開派對，但這並使得我們擁有毀壞派對場所、干擾別人派對時間的理由。而當讀者認真讀過各種自殺方法後，「死亡很容易」就成了顯而易見的都市傳說，「不得好死」真正成為了一句辱罵。從這點講，五福的「善終」不僅僅是所謂運氣方面的福分或者是當事人期望藉助技術達到的效果，更是理智和道德對自殺的要求。古人誠不欺我也！

從這點講，波蘭 CD Projekt RED 出品的 Cyberpunk 2077 (2020)，是一款極其美麗、富有當代社會教育意義的遊戲，儘管其發行初質量水平為全球詬病。在遊戲中，主角生活在巨型資本寡頭和暴力幫派操控下的夜之城，主角「自我」的存亡貫穿遊戲始終。在玩家能夠選擇的所有結局中，其中一個結局就是在天台上扔掉藥片，進行和解，然後吞槍自殺。這是最短、最簡單的結局，選擇之後立刻進入結局動畫中。玩家將會看到、聽到遊戲中和主角建立了深厚關係的人，對主角自殺的反應，他們難以言說的遺憾與悲痛。這其中，就有衆多玩家喜愛的人物 Judy. 完成過和 Judy 相關所有任務的玩家會知道，Judy 從小失去雙親，童年經受霸凌，家鄉在資本寡頭的開發下永遠沉在了水庫底下，撫養自己長大的爺爺奶奶離開自己到了別處生活，作為女同性戀經歷過失意的愛情，年少時遭遇司法不公最終又未能得到正義，在遊戲中還經歷了至友的嚴重身心創傷。但作為夜之城最好的電子技師與 Braindance 編輯，她仍然致力於為夜之城的酒吧女工作者和「娃娃」們（dolls）充權，在缺乏結構性正義的社會中實現自己所信仰的正義。在這個吞槍自殺的結局中，玩家可以看到和聽到遊戲中一向堅韌的 Judy 如何撥通已經逝去的主角的手機，痛哭流涕，述說自己的思念。³玩家將會由此體驗到自殺的部分結果，真正認識到，即便是自己理性、冷靜做出的選擇，自殺仍很可能不會僅僅是「我自己的事情」。特別是當玩家心理上也與遊戲裏的這些人物建立起深厚連結，那麼他就會感受到，即使在他看來最好的解脫方案，也包含了對其社會網絡中重要他人的責任。

在蘇格蘭時期的研究讓我依舊記得，綜合而言，有兩種較好的方案，但執行上都存在困難。一種是惰性氣體窒息（asphyxia）⁴：在密閉空間中混入經過配比的相關惰性氣體和少量氧氣；由於少量氧氣會被人體消耗而大量惰性氣體會導致缺乏明顯窒息感，最終當事人將因缺氧（hypoxia）死亡。該方案最大優點是無痛而且（只要及時發現則）遺體相對而言完整無傷⁵。然而，如何購置足夠的相關惰性氣體並且保證氧氣配比正確、不引起他人懷疑與干預，同時保證自殺過程中呼吸空間密閉，是最大的技術困難。因為一旦呼吸空間非密閉、混入或接入正常空氣，那麼當事人或者將會有明顯窒息感而身體會本能、無法自制地要獲得更多氧氣，從而導致失敗；或者，由於混入的正常空氣極少，當事人無法真正窒息而只是陷入昏迷，卻由於長時間缺氧而於獲救後留下殘疾。

另外一種方案是通過失溫（hypothermia）自殺。這通常要求當事人到冬季高緯度或高海拔地區的野外去。根據某些人的描述（或者，準確地講，聽聞以及想像），由於嚴重失溫時人的意識模糊甚至會出現幻覺，死亡過程並不會痛苦反而可能因為幻覺而感到幸福⁶，而低溫也保證了遺體能夠長時間保存完好。然而，達到嚴重失溫需要時間。因此如何縮短當事人在達到嚴重失溫前有清醒意識的時間，則變得十分關鍵——因為人天然無法忍耐能夠導致嚴重失溫的溫度，必然容易後悔或退縮。而後悔或放棄自殺時，當事人可能深入荒原或者山地，已經無法及時撤退，因而容易在漫長的悔恨和掙扎中離去，整個過程將充滿精神和物理上的雙重痛苦。而在某些地方，可能還有肉食性野生動物會襲擊當事人，更容易增加整個過程的不確定性。於是，在我想像如何到蘇格蘭高地那些無名的山頭上失溫時，我竟恐懼起來會不會在野外遇到狼。畢竟，我不覺得自己能夠像釋迦牟尼佛某世人身一樣捨生喂虎。為此，我特意到網上查詢，才知道英國人早就把不列顛島上的狼都殺光了⁷。

總之，當時我沒有死成。後來，在同學朋友的幫助下，也脫離了抑鬱的狀態，得以又經歷了許多事情。從 2017 年春至 2019 年冬，我經歷了三年豐富的時光。儘管有許多傷心的時刻，總歸快樂更多一些，畢竟有那樣一個人、那樣一些事情仍然值得追求。譬如某個海邊夏天的夜晚，當她的頭主動地枕到我的手臂上，我感受到了人生瞬間的圓滿。儘管理智告訴我，這會增加肩周炎和頸椎病的風險，但無疑，那時候我沉浸在我固定稱為「平靜的快樂與快樂的平靜」中。當然，這樣的快樂與平靜，終於還是在凌晨三點被充血麻木的手臂打破。我聽着她平穩的呼吸，開心又不忍喊醒她，心裏卻充滿了疼痛的吶喊。在那天空泛着淡淡紫色的夜裏，我已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一天我會在人生失意低落的時刻，回想起這幸福滿溢又充滿無可奈何痛苦的滑稽時分：這種極為難得的幸福，我不會天天擁有，然而此刻我卻因為疼痛的手臂而無法入睡；當我再度回想起那個夜晚那個房間那張床，我一定會惋惜，相較之下，麻木疼痛的手臂實在微不足道。

這充分印證了中國諺語「好死不如賴活着」：如果我早前的確自殺並成功，那麼就不會有後來記憶猶新的夏日夜晚。諷刺的是，在蘇格蘭經歷真正自殺想法的我，在初到蘇格蘭的 2015 年語言班上，正好做過一次關於「死亡」的報告，結論恰恰是，自殺毫無必要，因為自己能或不能操控的好事壞事儘管不確定，死亡卻是唯一確定的事情。所以即使想死，也可以積極做別的事情，等自然（或者，如果不幸，意外的）死亡到來。如果預設把人推到死亡邊緣的已經是最可能壞的事情，那麼只要賴着不走，在此之後遇到的任何概率事件都會比此刻更好。

對自殺的再回顧

當然，這種 ‘this is the worst ever in my life’ 的想法，只是預設，接下來一種可能，就是 ‘I had thought so’。可能從小抑鬱、失落、被迫孤獨的時間太長，也可能因為父母教育、關係等等問題，抑鬱似乎從未真正離開我。2020 年時，值得追求的人已經不可能追求；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玩笑和衝擊，徹底打破了我對於回國生活的美好想像與幻覺。值得追求的事情，在 2020 年初的種種悲劇中，顯得無力與虛幻。在三月份、上海租來的單間床上躺過許久後，我引用在蘇格蘭時瞭解到的比喻，寫了《黑狗說》。但那之後至今一年多，我似乎都未能、也沒有真正努力嘗試走出一種溫和、持久的抑鬱。抱着解救自己的想法確診了 ADHD 後，也因為醫院制度和藥品價格原因，沒有持續就診服藥。性、工作、遊戲、美食、旅行、購物、藝術、運動、尼古丁、朋友的聚會、童年沒有看完的動畫、無法完成的論文、與小孩真誠的玩耍、出於任何原因的刻意熬夜——都成了排解人生永遠的遺憾與失落的工具。這種遺憾與失落，在夾雜對自我的失望與攻擊之後，便是三島由紀夫《春雪》（唐月梅譯）當中，松枝清顯內心的吶喊：

只剩我孤身一人了。對愛慾的渴望，對命運的詛咒。永無止境的內心彷徨。漫無目標的衷心願望……渺小的自我陶醉。渺小的自我辯護。渺小的自我欺騙……對喪失了的時間和失去了的東西的急切懷念。年華的虛度。歲月的蹉跎。青春無情的流逝。對毫無成就的人生的憤懣……一個人的房間。孤身送走的日日夜夜……絕望地與世界和人間隔離……呼喚。聽不見的呼喚……表面的榮華……空虛的高貴……這就是我啊！

儘管任何讀過《春雪》的人都可以合理地認為松枝清顯是個莫名其妙、沒有擔當、玻璃心的少年。然而只有當人自己也身處同樣的狀況中，才能真正體會到這段文字，即使只是展現了不成熟的少年無比幼稚、萎靡的懦弱，卻至少包含著極權國家的權力和暴力機關之政治宣言所不曾擁有的真誠與恰如其分的真實，因而難能可貴 、讓人印象深刻。

而可能也只有人自己真正經歷過抑鬱，才或許能夠真正體會和理解那種感覺——儘管不同人的抑鬱，恐怕如同各自的幸福一樣並不相同。這也是《黑狗說》嘗試去準確描述的抑鬱本身呈現的狀態。而另外一種譬喻，則是「監獄」。抑鬱是當事人自我構建的監獄，當事人手裏又拿着出獄的鑰匙而不自知，又或者無法用鑰匙去打開通往自由的鐵門。幾個月前，當我騎着單車經過深圳華僑城交織成蔭的行道樹，我忽然意識到，我生活在一個「綠色監獄」中。在當代，「綠色」代表着環保、自然、有益人類身心、進步，而這也恰恰對應著深圳隨處可見、四季常青、鬱鬱蔥蔥的市政園林工程。身處這些園林中，人很容易感嘆於自然與城市的美好結合，從而忘記了自己所處的歷史與社會、結構性的壓迫與苦難。而回到個人身上，個人過去所以為了某種「美好生活」而做出的種種選擇與配置（包括以上寫的每一個文字），恰恰可能構成一個自我的「綠色監獄」。無論如何綠色，無論生活如何感受到尊嚴與滋潤，監獄與囚徒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只是囚徒因為綠色而忘卻了自己失去自由的事實。

在偶爾想起的自殺話題或者冒出的自殺念頭中，我漸漸地相信，自殺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死亡本身並沒有回答貫穿人類思想史的本體論問題，即「我」從哪裏來，「我」是什麼，「我」將到哪裏去。有關「我」的意識與知覺如此之強，即使在睡夢中也無法完全消逝，這幫助我們很容易理解人為什麼會幻想存在「靈魂」或者「阿賴耶識」。認為死亡能夠完全抹消「我」的實質存在，就像人們積極樂觀地認為「這是最糟糕的時候」一樣，往往不過是一種毫無事實根據、自信的預設。那麼，所有意欲自殺的人，在技術失誤、終身殘疾、半死不活這樣的風險之上，還面臨着與方法論相關的核心本體論風險：如果死亡後，「我」仍然能夠在本體論上延續，如基督教所言上不了天堂，或者如佛教所言要墮入地獄，那麼到時「我」又如何能夠全身而退、得到解脫呢？這將會比從雪山上的失溫中全身而退，要困難許多。因此，我相信所有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仍然冷靜地執行了自殺計劃的人，都擁有多數生者不曾擁有的勇氣，一種比從無神論皈依基督教上帝更為勇敢的縱身一躍。從這點講，譴責自殺者，就無異於人們譴責抵抗者卻給侵略者帶路。

認識到這一點後，對自殺的思考就不再是自殺本身和技術細節。在我想像當中，我所希望的解脫，將會是 ‘poof’ 一聲的瞬間——或者什麼聲音都沒有——我和我（me and my self）徹底、永恆地不存在。沒有消失的過程，沒有離開前的留戀和遺憾，沒有離開後的悔恨——徹徹底底，無。但現實當中，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完全不可能——至少，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夠如何去創造這樣一個沒有本體論後顧之憂的 poof.

從這點講，佛教就展現了在「離苦得樂」這個話題上，極具創意、深刻、進步的見解。「輪迴」的概念，無論是否符合世界真實，提示了每次死亡所面臨的本體論風險。由於業（karma）難以計算，意欲通過自殺解脫的當事人，在受到佛教影響後，就不得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能夠真正帶來解脫。而四諦、八正道、六波羅蜜解釋了苦的本體論現實和自殺以外合理的解脫方法。在此之上，佛教最為積極的理念，則是堅信人，也只有人，能夠通過自己不懈的正確努力將自己從痛苦的輪迴中永恆地解放出來——而這即使在毫無內卷壓力的天道也無法做到，所謂「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⁸

源於思考自殺的復原力

然而，死亡或自殺的本體論風險，即使是其最完善的版本，也仍然不過是一種可能為真的預設，正如以完全物理主義或自然主義看待人、認為人體一切包括意識不過是原子以某種特定方式組合、認為在人的生理死亡之後再無人的存在，也是一種可能為真的預設。如果對於佛教本體論的信仰者而言，自殺不是解脫的辦法；那麼對於物理主義或自然主義的信仰者而言，自殺是否就是一種解脫的辦法呢？

我認為是的：對於物理主義或者自然主義的信仰者而言，在完全冷靜、毫無偏見的深思熟慮之後，自殺可以也應當可以作為一種解脫的辦法。這個觀點的核心，並非鼓勵將自殺作為解脫的唯一方法或者首要方法，而是認為，自殺可以（can）也應當可以（should be able to be）作為當事人手裏的一個選項。而認為自殺可以作為物理/自然主義信仰者解脫的選項，有其積極意義。

首先，任何人出生到此世，都不是自己同意的結果。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從來沒有人在我出生前問我是否願意出生在 20 世紀的中國、出生為一個潮汕人、出生在這個世界⁹。人的出生，都或是「自然而然」生物性成熟的結果，或是多子多福、延續宗族這些社會觀念的結果，又或是成年人「想要完整家庭生活」私慾的結果，又或者，在不幸和悲慘的案例中，是不安全性行為或性犯罪的結果。於是人就很大可能不得不未經自己同意來到這個世界，很大可能上被迫經歷人生的一切。

有的人可能會想：我會給孩子帶來最大的幸福。然而無論這「最大的幸福」是什麼，都不過只是美好的祝願，而不是概率上必然的保證和生活的前提。更何況，你所謂的幸福，並不一定就是符合孩子意願的幸福。因此，無論實質的幸福終究會有多少，每個孩子在出生的一剎那，就要開始承擔生命中各種傷害與痛苦的風險。如果你認為，未經你的同意就將你置於不可預見、無法合理規避的風險之中，是對你個人的侵犯和實質傷害；或者即使沒有構成實質傷害，仍然是錯誤的行為——則據此，父母基於所謂自然、社會、個人的理由生育，也是對未來子女的實質傷害。而出生之後的人生無論多麼幸福、豐盛，結果都未必能夠彌補未經合意的強制行為導致的傷害或者本身的錯誤——正如無論事後對受害者進行了多少賠償或補償，無論事後受害人和加害人處於何種良好的關係，都無法改變強姦、強迫勞動等非合意行為導致的傷害或者本身的錯誤，儘管這種比較未必合乎傳統有關生育的描述與想像。

當然，這裏的思考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即當未來子女尚不存在時，父母到底如何能夠獲得子女的合意？又如「非同一問題」（non-identity problem）所提醒的那樣，除非孩子實質存在，否則我們無法提前知道，父母需要向具體的哪一個人取得合意。在出生問題上堅持未來子女的合意，很可能是道德上的過分要求，也會導致生育不可能。那麼，有兩個可能：1）未來孩子的合意不是合道德生育的前提。如果我們推論此點，則我們需要解釋，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個人的合意開始在道德上變得重要甚至必要？或者 2）合意始終重要、必要，因此必然存在別的道德原則在生育問題上可以合理地胜过（trump）合意原则。

但除此之外，每一个已然通過成長獲得自主意識的子女，都将有不少理由相信自身存於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這個文化，並未經過自己的同意。如果我们繼續相信，除了宇宙自身無可抗拒的道与義之外，每一個人應當完全是自己命運的最終主宰，那麼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經過冷靜周密的考慮之後，在物理/自然主義下，自殺可以合理地成為退出這個世界的一種手段，退出一個未經個人合意的社會、文化、意義共同體。西西弗斯所遭受的是神永恆的懲罰，因此如果要認為神無盡的懲罰可以被擊敗，按加謬所說，人就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快樂的。然而，在物理/自然主義下，大多數人不是被永遠束縛的西西弗斯，也就不必永遠重覆那強加於自己身上的意義過程。退出是一種不合作與明確抗議。

允許自殺成為一種退出手段，首先構成了當事人完全掌控自己命運的一個條件。但僅僅知道「可以自殺」，不代表當事人完全掌控了自己的命運。處於自殺邊緣的人要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還必須首先完善知識、理智和精神上的充分準備。自殺知識，前面已經討論過，是為了確保個人退出前已經窮盡了自身承擔的社會義務，確保對相關他人以及社會的傷害降至最小，並保證死亡過程成功，不會因失敗而導致以終身殘疾、痛苦增加的方式彌留人間。而理智和精神上的充分準備，則更為必要。因為，「自殺可以作為退出手段」，是基於物理/自然主義。在實際進行自殺之前，當事人必須已經充分論證、支持物理/自然主義為世界實相，同時在精神上對此充滿堅定不移的信心。沒有人知道死後究竟還有沒有世界、有沒有「我」。如果自殺後，「我」並沒有消失，而是帶着意識、業等等到另外一個世界延續，一個當事人毫無知識、無法提前應對的世界，那麼自殺就沒有完成「一了百了」的退出功能，也就無法作為退出手段。因此，如果當事人要正當地說服自己自殺可以是、也僅僅當前唯一的退出選項，那麼他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相信，死後不存在世界、沒有「我」，自己當前的一切都將不再延續——他必須同時具備理智和精神的強力克服自殺的本體論風險，他對於物理/自然主義作為世界實相的信仰不能有半點弄虛作假。此時，儘管他信仰的是無神論、非政治的物理/自然主義，他的信仰強度卻必然要和歷史上基督教殉道者與各國的革命烈士一樣堅定。

而只有在當事人憑藉平靜、真實、非魯莽衝動的理性達到了這種狀態後，自殺才真正成為一種可選的退出手段，而當事人也通過允許、思考和準備自殺，恢復了自己的力量，完全掌控了自己的命運。當年，我在蘇格蘭的海邊，看着房間抽屜裏那把從廚房偷來的刀，沉思了許久，最終達到此處時，我心裏達到了平靜與喜樂。這種平靜與喜樂、這種對自己命運的完全掌控，有兩層內涵：

1.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當我實在走投無路、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永遠有一個出口，永遠有一個退出的開關。而掌握這一切的，是我本人，不是任何他人或強權。因此，我不用擔心也不必害怕自己將永遠處於痛苦之中。無論當前境況多麼糟糕，我都已經清清楚楚地知道並堅定相信，我擁有結束自己痛苦的能力，我仍然掌控著自己的命運。就永遠結束痛苦而言，我充滿了力量。

2. 當我清楚知道並堅定相信自己有能力結束自己的痛苦、掌控自己的命運時，我同樣清清楚楚地明白，我對物理/自然主義的堅定信仰，從中立第三方的角度而言，仍然是一個風險極大的賭注。「生命死後是否完全不存在」是一個關乎現實根本的二律背反。如果我有完備的理由和信心去相信「我死後就完全不存在」這一本體論命題，那麼我同樣可以有完備的理由和信息去相信幾乎任何更弱的命題，包括「我不必自殺、仍然可以創造一個自己願意接受的未來」。不畏懼本體論風險，則不畏懼任何一切。退一步講，即使我僅僅是憑着勇氣或魯莽去躍過這樣一個本體論鴻溝，那麼我仍然可以憑着同樣的勇氣或魯莽去下注那些在本體論上更弱、在概率上更容易為真的「命題」，例如「我不必自殺、仍然可以創造一個自己願意接受的未來」。而即使我早已克服了自殺的本體論風險，此刻下注其他本體論上更弱、概率上更易為真的命題，仍然可以讓我避免自殺的本體論風險，因此在理智上，不自殺仍然是概率上更安全的選擇，只對自己有利而無害。而即使這些更安全的下注最終不幸失敗了，我也仍然保有退出的能力，仍然掌握自己的命運。

因此，我也就平靜而確切地知道，當我完全做好自殺的準備時，我也就恰恰擁有不必自殺的選擇和能力。當我能夠自殺時，我也就充滿了繼續生活的力量。

最後修改於 2021-07-22